●　只要为农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就可称之为新乡贤。新乡贤可以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在外或返乡企业家及海外华人华侨,也可以是返乡大学生、普通村民。多元的群体结构保证了新乡贤群体拥有广阔的资源,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促使新乡贤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

●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较好地弥补基层治理中的不足,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　未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该着重夯实制度基础。发扬新乡贤文化,要在国家层面打造清晰的制度架构,定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的整体权责内容及方向；要根据各地区自身的发展情况,将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进程

□　法制日报记者　　杜　晓

□　法制日报实习生　杨映瑜

清明节前后,有不少地方借乡贤返乡祭祖之际召开乡贤联谊会。

如今,新乡贤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乡贤文化不断被继承、创新并发扬光大。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在“关于进一步重视弘扬乡贤文化的提案”中称,植根于中国乡村的乡贤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那么,究竟什么是乡贤文化?新乡贤在我国现在的乡村治理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法制日报》记者对此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新乡贤来源多元化

取其精华发扬光大

“乡贤”一词源于汉代,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的表彰。

全国农村区域发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称,历史上的乡贤,一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贤达之人。其中多数是辞官回乡隐居乡里却心怀抱负的文人,通过文学作品为基层百姓发声。这些退休官员能带动乡村建设,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飞翔进一步解释,乡贤在传统社会治理中一直充当沟通联结治国理政者与乡村社会的桥梁纽带,他们是乡村社情民意的传达者。当治国理政者的公共决策与地方民意产生冲突时,乡贤能代表乡村进行沟通交流,在综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乡贤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间百姓的多方支持。

与传统乡贤不同,当代新乡贤的组成群体更宽泛。

据刘飞翔介绍,只要为农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就可称之为新乡贤。新乡贤可以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在外或返乡企业家及海外华人华侨,也可以是返乡大学生、普通村民。多元的群体结构保证了新乡贤群体拥有广阔的资源,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促使新乡贤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

早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将其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及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并立足我国国情,挖掘和借鉴传统乡村治理模式。

在刘飞翔看来,中央一号文件的提法,意味着新乡贤文化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力量。

浙江省崧厦镇就充分借助乡贤之力,搭建多元化的乡贤参事平台,激发乡村治理的勃勃生机。

据有关媒体报道,崧厦镇对有意愿进入村班子为村民服务的乡贤,鼓励其参与村干部竞选。同时,打造“红色工作站”,在全科网格的基础上,每个网格下设若干“红色工作站”,每个工作站设一名站长,由德高望重的乡贤担任,站内集聚乡警、乡师等一批乡贤资源和优秀青年,以“工作站”为基本单位消化各项村级管理事务和矛盾纠纷源头。

此外,崧厦镇以“乡警回归”提升调解专业性,75位回乡民警利用业余时间,协助村干部和驻村民警做好农村警务工作,提高了各类矛盾纠纷的调解成功率,成为一些重点积案化解的智囊。

“乡贤本就是乡村引以为豪的精英群体。乡贤走出乡村后,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见识,拓展了社会关系和能力。乡贤返乡是人才下乡,为乡村带来新的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乡贤文化鼓励乡贤返乡,这是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最有效措施。乡贤可以回老家投资,也可以将新理念、新生活方式带给老百姓。鼓励乡贤返乡帮助乡村群众,对于乡村发展极为有利。”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乡贤治理初见成效

警惕乡霸式伪乡贤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的乡贤治理已初见成效。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就是乡贤传承传统乡村文化的典范,以其特色的“上虞现象”闻名于世。早在2001年,上虞县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乡贤资源的作用,成立了上虞乡贤研究会,通过研究会挖掘上虞历史,抢救文化遗产,进而弘扬上虞乡贤精神,服务当地的文化发展。

从2013年起,广东省梅州市南端丰顺县政府根据其拥有的丰富乡贤资源,将引资重点聚焦于在外的乡贤企业家,借助广东丰顺商会和各地商会组织为平台,吸引大量的乡贤回乡投资创业。

广东省云浮市,其农村综合改革以自然村为单位,每个单位建立和培育乡贤理事会,理事会按照每个自然村的人口比例自行确定乡贤成员数目,这些乡贤以当地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主,并充分参与农村公共服务。

“以上地区的成功示范,都证明新乡贤群体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刘飞翔说,“当代新乡贤不仅是现代乡村文化的推动者,更是乡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较好地弥补基层治理中的不足之处,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朱启臻认为,乡贤治理,符合我国现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乡贤返乡参与治理,其本身就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力量。乡贤从乡村走出去,拥有更广的眼界和超前的意识。由乡贤来为乡村治理贡献智慧、力量,也意味着对于乡村事物可以进行更加民主的协商、更加科学的决策。从长远来看,对于乡村建设发展大有裨益。

在刘飞翔看来,由于乡贤的能力与品行获得了基层群众的肯定,因此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乡贤可视为当地的意见领袖,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某些地区通过乡贤议事会制度,集思广益、整合资源,进一步推动民主协商决策。

刘飞翔称,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从村民自治的角度出发,通过乡贤组织的平台不断提高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树立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同时要发挥乡贤作为村民代表参与村中事务的引领作用,让普通村民感受到身边的榜样力量,也让村两委注重决策的平衡。乡贤发挥的协商、决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

不过,刘飞翔同时提醒,在重视乡贤的同时,还应警惕“伪乡贤”。“由于受到某些不正确价值观的影响,有时候乡贤容易被‘财大气粗’的刻板印象所捆绑。‘伪乡贤’往往目光短浅,着眼于短期利益,缺乏长期建设性的规划。例如,盲目过度开展乡村建设,这将给乡村带来不可估量、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朱启臻则认为,一些群众对于乡贤的概念可能存在误解,个别人甚至将乡贤与文艺作品里的“乡霸”形象联系在一起,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等。

“乡贤最重要的一点,是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再富裕也不可视其为乡贤。”朱启臻说,“真正的乡贤是基层政府、人民群众的好帮手。企业家可捐钱帮助贫困人口渡过难关；医生可帮助乡民防病治病；教师可为孩子们义务教书,组织讲课办老年大学等。乡贤能在各领域发挥作用,为乡村的经济、医疗、教育贡献自身所长。”

完善乡村法治建设

弘扬先进乡贤文化

今年1月,重庆市永川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成果——乡贤评理堂被评选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

乡贤评理堂遵循“法为上、礼为先、和为贵”理念,建设统一为“十个一”的要件规范,即一块牌匾承载荣誉、一句标语明确目标、一套证件亮明身份、一个徽章蕴含理念、一本手册教授方法、一本笔记刻录历程、一套桌椅规范配套、一个水杯体现温情、一个提包展示形象、一套机制保障运行,把乡贤评理堂进行实体化建设,保障乡贤评理堂设施齐备、管理规范、机制健全、运转有效。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杨朝明的建议中,“大力宣传,引导社会形成共识,加强对乡贤文化的发掘,使人们理解乡贤文化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识乡贤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消除偏颇理解甚至误解,以促进乡贤文化的继承、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乡贤文化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指导,健全和完善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可以考虑把乡贤治理纳入到乡村治理建制,把农民更紧密组织起来。各级政府明确责任,为乡贤文化的挖掘、推广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

朱启臻解释称,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瓶颈,如乡贤返乡后没有宅基地、不能承包土地,户口不在乡村就不能返乡盖房,不是集体成员就没有投票权等。因此,相关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返乡人士拥有投票权,使其能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在消除制度障碍后,要允许、鼓励乡贤回乡居住,使乡贤发挥自身所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献智。

刘飞翔也认为,未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该着重夯实制度基础。发扬新乡贤文化,要在国家层面打造清晰的制度架构,定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的整体权责内容及方向；要根据各地区自身的发展情况结合各地实际,将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进程。

“这将更好地理顺乡贤与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的关系,提高整体治理效率。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乡贤治村的法治化是美丽乡村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刘飞翔说。

刘飞翔同时建议,在制度化的同时,社会还应营造“尊重乡贤”的氛围。现在还有些本应有能力回馈乡村的人不愿出力。面对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激励机制。乡贤自身所拥有的优越资源是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创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而制定和完善激励机制可进一步调动乡贤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积极性。乡贤参与应当以荣誉激励为主,可通过地方县志、宗谱等传统文化的形式将乡贤热心参与治理、福荫乡里的事迹记录在册,在乡村树立起乡贤治理的榜样。

第二,大力弘扬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不仅包括农村的忠孝仁义、血缘宗亲等传统文化内容,同时也体现现代精英群体的思想内涵。

刘飞翔认为,大多数乡贤因其拥有这种文化自觉,使其能成为农村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应大力弘扬新乡贤文化,以更好地发挥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不断提高村民素质,发挥传统文化“德治”内涵,以“村民社区”“老年大学”等形式弘扬传统道德文化,让村民深刻了解乡贤治理与传统文化“德治”的内在联系,发挥传统文化软实力为乡村治理、建设服务。

“新乡贤绝不仅仅局限于捐钱捐物,还应以其宽广的眼界、学识扩展乡村规划的领域,如此才能真正带领老百姓实现乡村振兴。新乡贤的一言一行,都能教化村民,起到表率作用。新乡贤要通过自身品质感染乡民,从而将德治、智治、法治融合为一体。”刘飞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