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靠什么让“老赖”乖乖还钱

●　去年前11个月全国实际执行到位逾1.3万亿元

●　全国法院一年半网拍74万余次成交5014亿元

●　2018年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7000多人

●　累计5亿人次网友在线收看“决胜执行难”直播

□　本报记者　　张晨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非打不可。通过这场战役,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士气,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

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最后总攻冲刺阶段。按照最高法有关人士的说法,这一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是如何取得的?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信息化让执行驶入“高速路”

“你可以判我还钱,但我没财产”,几乎是所有“老赖”共同的台词。查清被执行人家底无疑是破解执行难案件的重要一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法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截至2018年9月30日,已实现与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民政部、人民银行、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3家银行联网,基本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

在最高法推进建设“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同时,多数高级人民法院也在辖区内建设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实现对本省辖区“老赖”身份和财产信息的有效查控,形成对“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网络查控“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实现执行查控方式的根本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梅评价说,全国执行查询系统让执行工作驶入“高速路”,最高法“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铺就的“国道”和高(中)级法院“点对点”网络中心查控系统铺就的“省(市)道”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据统计,2018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新受理执行案件700余万件,执结670多万件,执行实际到位金额超过1.3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分析说:“宏观上看,虽然执行案件收案量持续增多,但在法院执行力度不断加强、执行措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执结增长率‘跑赢’案件增速,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态势已经形成。微观上看,执行难的成因是深层次、多方位的,解决执行难问题也必须从造成问题的各个方面入手。”

找到财产后如何变现又是一道“拦路虎”。如何“降虎”?记者从最高法了解到,全国超过90%的法院为此实行网络司法拍卖。

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告诉记者,从2017年3月网拍系统上线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网络拍卖74万余次,成交22万余件,成交额5014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3.13%,溢价率66.24%,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52亿元,有效解决了财产变现难题。

联合惩戒极大震慑“老赖”

查找财产、财产变现,只是破解执行难的手段之一。对于抗拒执行行为,依法惩治是必要的手段。

2018年,人民法院对恶意逃避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司法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坚决打击抗拒执行行为。

全国法院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持续加码,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1300万例,共限制1700多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40多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2018年以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共判处罪犯7000多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说,人民法院通过联合惩戒不仅补齐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短板,对失信人产生巨大震慑,更对弘扬诚信意识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

2018年12月27日9时38分,一辆路虎豪车出现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系统的大屏幕上。黄岩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立即通知交警拦截并赶往现场。这是第36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中法院、公安联合定位行踪抓“老赖”的一幕。

2018年5月17日以来,最高法新闻局会同执行局按照每周不少于一期的频率,先后在山东、北京、江苏、浙江等地举办36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向社会公众全景呈现人民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进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旬,累计超过5亿人次网友在线收看。

“全媒体直播凝聚了全社会打击‘老赖’的共识,让社会认识到,造成执行难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协作单位配合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因为经济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吕艳滨说。

须加快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到了“滚石上山”的阶段,必须加快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报告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时建议:完善执行立法,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刘贵祥介绍说,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会救助、商业保险救助等途径,依法有序分流解决终本库中的执行不能案件。

执行团队模式改革、执行工作机制改革……一系列长效机制的构想,旨在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8年以来,最高法批复广东等地法院执行试点方案,扎实推进执行体制改革。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打破行政区划,设立由中院统一管理的执行分局；上海、江苏法院设立执行裁判庭,审理执行程序中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事实和法律争议……

如何做大司法救助金的“蛋糕”?各地法院也在不断探索。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推行“法院+保险”联动,2018年7月28日,与法院签署合作协议的保险公司为30起案件的35名困难申请人发放救助金近35万元,为甘肃首例保险救助理赔案圆满画上句号。

法者,治之端也。完善执行立法,才能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充分法治保障。

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呼吁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将执行程序、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义务、协助执行人范围、责任等具体化,完善顶层设计,巩固执行成果。2018年,强制执行法已明确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最高法有关部门负责人说,2018年,全国法院执行干警不分昼夜、无惧寒暑、不畏艰难,扎扎实实办好每一起执行案件,确保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显著成效。
 

检察机关以变应变底气何来

●　反贪反渎预防职能机构及44151名人员转隶

●　基层检察消灭公益立案和诉前程序办案空白

●　组建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实施捕诉合一机制

●　21.7万检察人员借“检答网”求助上级院专家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2018年12月14日,在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法制日报》记者接到一则快讯:最高人民检察院增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内设机构,作为业务序列的第九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这是检察机关实施内设机构改革以来,首个公开报道的新增机构,也是检察机关在这一年取得的众多工作成果之一。

2018年恰逢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亦是推进检察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关键之年。最高检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做好顶层设计的切入点,打造法律监督新产品,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取得如此出色的表现靠得是什么?记者进行了广泛采访,试图找到答案。

探索公益诉讼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部署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后,2018年2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人员按时完成转隶。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整建制转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将继续扮演指控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重要角色,对进一步明确检察工作方向和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主责主业十分有利。

尽管反贪、反渎职能完成转隶,但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社会公益的责任与担当没有减轻。伴随着去年11月全国基层检察院全部消灭立案空白和诉前程序办案空白,公益诉讼办案量实现大幅提升。

“这说明,检察机关是一支有专业能力、有责任担当、有组织支持的公共治理力量。”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艺评价说。

从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4大传统领域,到网络餐饮、骚扰电话等通过互联网、电信设备侵害公益的热点问题,2018年,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涵盖面不断拓展。最高检有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检察机关将针对个人信息保护、大数据安全、互联网侵权等热点问题加强研究,积极探索检察公益诉讼发挥职能作用的路径。

案件涵盖面不断拓展,如何实现公益诉讼继续良性发展?

刘艺建议,检察机关应该遵循站好位、履好责、业务精三个规律,恪守诉权定位,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工作。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讼诉,并非“一马平川”。目前,检察公益诉讼仍然存在案件线索发现难、办案保障欠缺、专业能力偏弱等难点问题。这些难题如何破解?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主任李翔认为,加强宣传引导、健全举报机制是破解线索发现难的重要抓手,通过扩大检察机关开展公益损害和诉讼违法监督工作的社会知晓度,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检察机关要依靠党委、政府支持,与部门行业间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良性互动。同时,积极“借脑借力”,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快设立系统内部的技术鉴定机构,推动相关专业能力的提升。

开启捕诉合一新征程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特别是引导侦查取证迫切需要加强。2018年,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最高检提出整合批捕起诉部门,按照案件类型组建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同时改变捕诉分离模式,实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

捕诉合一究竟有哪些好处?

最高检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认为,实行捕诉合一有助于实现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检察机关按照案件类型重建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构,是适应检察权结构调整,强化检察一体化和专业化的需要,是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基石。

谢鹏程的这一说法,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在轰动一时的长生疫苗案中,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组成捕诉合一办案团队,依法提前介入,帮助公安机关统一证据标准,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审查起诉,仅用时17天。

谢鹏程说,从办案质量角度分析,批捕和起诉由同一名检察官或者同一个办案组承担,批捕时不仅能够全面把握批捕标准,不当捕就不捕,而且关注捕后诉不诉得出、判不判得下,会主动引导侦查取证,有助于提升批捕和起诉质量。而且,由同一个检察官或者办案组审查案件,避免了重复劳动,对案情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细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上述两点,正是许多基层检察机关主动实行捕诉合一的主要动力。

保障办案服务新需求

2018年,面对新时代新要求,越来越丰富的法律监督配套设施逐一亮相,为广大检察人员办理案件、服务群众提供坚实保障。

调整创新指导性案例。2018年,最高检先后发布4批指导性案例,涉及金融犯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正当防卫、公益诉讼4个领域。与往年不同,去年,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增加了“指控与证明犯罪”板块。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调整创新后的指导性案例,梳理了检察官在法庭上举证、质证,运用证据证明犯罪的过程,更全面地展现了法庭上控辩交织,检察官准确运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更充分地发挥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价值。

设立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去年6月,集合了检察服务、检务公开、接受监督等功能的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正式启用。最高检控告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接下来,最高检将同步推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和网络平台的建设应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将检察服务触角延伸到人民群众需要的每一个角落。

如何实现全国21.7万名检察人员都能向上级检察院业务专家寻求业务指导,还能尽快得到有效答复?最高检和各省级检察院如何进一步精准掌握基层检察院在办案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并作出解释指导?

去年10月,随着“检答网”的上线运行,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检答网”上的答疑意见仅限于办案工作中涉及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和适用,不得反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咨询。答疑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和规范力,不得在法律文书、工作文书中援引作为办案理由和依据,仅供检察人员学习、研究和参考。

风物长宜放眼量。目前,“检答网”日均访问量超3万人次,同时在线人数高峰值达4000多人并呈上升趋势。

对于“检答网”的未来应用,最高检有着更加长远的设想——不仅要推动检察人员通过“检答网”开展检察业务咨询,更要利用大数据分析,及时抓取基层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代表性、普遍性难题,助力最高检、各省级检察院科学决策。

舟楫相配,得水而行。最高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新的一年,检察机关初心不改,将切实发挥专业化的机构设置优势,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